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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

以“四通”模式講好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

時間:2020年07月09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要以建成古今同輝的人文城市為目標,宣傳通州文化,亟待將通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與運河文化符號相結合,以四通模式講述通州的非遺故事。即以京通為定位,串聯通州與北京;以運通為視角,融合非遺與物遺;以貫通為維度,連結地域與

  摘要: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要以建成古今同輝的人文城市為目標,宣傳通州文化,亟待將通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與運河文化符號相結合,以“四通”模式講述通州的非遺故事‍‌‍‍‌‍‌‍‍‍‌‍‍‌‍‍‍‌‍‍‌‍‍‍‌‍‍‍‍‌‍‌‍‌‍‌‍‍‌‍‍‍‍‍‍‍‍‍‌‍‍‌‍‍‌‍‌‍‌‍。即以“京通”為定位,串聯通州與北京;以“運通”為視角,融合非遺與物遺;以“貫通”為維度,連結地域與歷史;以“溝通”為方法,對話階層和人群‍‌‍‍‌‍‌‍‍‍‌‍‍‌‍‍‍‌‍‍‌‍‍‍‌‍‍‍‍‌‍‌‍‌‍‌‍‍‌‍‍‍‍‍‍‍‍‍‌‍‍‌‍‍‌‍‌‍‌‍。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在貫通古今的大背景下,展現出了宮廷、官僚、百姓與手工業者的復雜聯系,南北方物質生產與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歷史遺跡與傳統藝術融會貫通,人文精神與民間信仰共塑城市風貌的歷史畫卷‍‌‍‍‌‍‌‍‍‍‌‍‍‌‍‍‍‌‍‍‌‍‍‍‌‍‍‍‍‌‍‌‍‌‍‌‍‍‌‍‍‍‍‍‍‍‍‍‌‍‍‌‍‍‌‍‌‍‌‍。

  關鍵詞:北京城市副中心;“四通”模式;非遺故事

非遺文化

  2019年1月,通州正式成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為了建成古今同輝的人文城市,展現出京華風范、運河風韻、人文風采的城市風貌,需要在文化建設上著重發力。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與提升空間。講好通州故事、活化通州非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非遺重要的宣傳路徑,是非遺保護與傳承的重要發展方向,也是北京地區大力推進全國文化中心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一通州非遺故事的現狀與定位

  (一)通州非遺故事現狀

  通州非遺故事的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通州非遺故事是指與通州非遺所產生的歷史背景、蘊含的具體內容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故事,其特點是生動形象,具備極強的情節性與趣味性,同時能夠反映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廣義的通州非遺故事不僅僅指通州獨具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承人的故事,更囊括了整個通州非遺的整體性保護,以及未來的傳承與發展。本文講述的是廣義上的通州非遺故事。在通州成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背景之下,非遺故事不僅串連著通州非遺文化的歷史、現在和未來,更關系到副中心整體建設與發展的重大主題。

  文學方向論文范例:非遺傳統手工藝文創產品開發路徑

  近年來,通州區共成功申報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共58項,含國家級項目2項、北京市級項目7項(國家級、市級項目詳見表1)、通州區級項目49項、非遺普查資源400多項。其中140項編成《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項目匯編·通州卷》。此外,以《不能隔斷的記憶》《薈萃民間——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錄》為代表的有關通州非遺書籍也陸續編纂出版,不僅體現了通州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湛技藝,更展示出非遺與運河文化不可分割、與北京文化血脈相連的特點。

  (二)通州非遺故事定位

  通州的非遺項目都有著其自身的特點、獨特的時空背景。宣傳通州文化,可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通州運河文化符號相結合,講述通州非遺故事。目前通州非遺故事存在尚未把所有的要素相結合、未深入挖掘通州非遺故事的核心內涵“通”的問題。具體而言有三點:

  第一,都在講通州,但通州與北京在首都功能歷史發展中的門戶依存關系尚未充分體現。通州地處北京的咽喉,既是保衛京城的軍事屏障,又維系著都城的經濟命脈,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通州與北京也有著同樣割不斷的文脈。宮廷的工藝流落民間,作為“燕京八絕”的花絲鑲嵌制作技藝(國家級)、靛莊景泰藍制作技藝(區級)、雕漆制作技藝(區級)和通州玉器制作技藝(區級)正是宮廷文化在通州的展現。講好通州非遺故事,應重視通州與北京之間的門戶關系。

  第二,都在講運河,但運河在非遺傳承發展中的功能與傳播關系不夠凸顯。如通州運河船工號子(市級)、通州運河龍燈會(市級)、大運河的傳說(區級)等就是依托大運河的自然文化環境直接產生的。再如大順齋糖火燒制作技藝(市級)的創始人來自南方,也帶來了南方的制作原料;“面人湯”面塑(國家級)創始人湯子博學藝時,很大程度受沿運河而上的曹州面人師傅手藝的影響?梢娺\河在非遺傳承發展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講好通州非遺故事,應進一步挖掘運河在非遺傳承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三,都在講非遺,但非遺故事的時間尺度、空間軌跡,及其與地方名片生成關系尚不明確。從時間源流上來看,通州非遺的產生多集中在明清時期。從空間軌跡上來看,運河連接的京、津、冀、魯、蘇、浙幾省市,在文化上也有著共通性,不論是運河龍燈會的藍色雙龍暗示著通州與江南的聯系,還是運河號子北調含南腔等,都無不體現著通州非遺空間的發展軌跡。講好通州非遺故事,應明晰其歷史、地理背景,將其悠久的文化傳統與鮮明的地域特色結合起來。

  二非遺故事的“北京經驗”與“運河經驗”

  講好城市副中心非遺故事,需要借鑒優秀地區非遺傳承與發展的經驗。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既是北京故事,又是運河故事,更是中國故事。因此需要從北京地區和大運河文化帶沿線城市中的優秀非遺案例中借鑒優秀經驗。

  (一)“北京經驗”

  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非遺名錄體系完備,已形成國家級、市級、區縣級三級名錄。目前北京市共有國家級非遺項目126個,市級項目273個,區級項目778個。2019年1月,北京市出臺《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條例》首次規定團體可作為非遺傳承人,并提出在高校和中職院校中增設非遺相關專業等多項舉措。就區縣層面而言,東城區和門頭溝區可以作為范例,為通州非遺的保護與傳承提供經驗借鑒。

  東城區國家級非遺項目多,老北京京味文化突出,成為最具北京老城文化面貌代表性的地區之一。東城區出版了《東城瑰寶——北京市東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匯編》《東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譜系大典》,梳理介紹東城區的非遺項目與傳承人譜系。在人員方面,東城區舉辦非遺保護培訓班,建立志愿服務團隊、開展社區活動。在空間上,利用各類博物館與廟會文化空間展演非遺項目。依托現代博物館、文化館等展館,東城區走上了市場轉換、文化創新之路。在資金補助上,東城區已實現對非遺項目的補貼。文藝宣傳上,以非遺為內容的十余部舞臺劇上映,使非遺技藝“活”了起來。東城區以舉辦非遺活動為重要宣傳途徑,開展國際交流,注重宣傳場所的建設,為講好非遺故事提供基本的平臺和空間,給通州地區非遺保護與發展提供借鑒。

  門頭溝區在非遺保護與傳承方面在北京各郊區中居于前列,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非遺樣本的“門頭溝經驗”。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注重非遺保護與西山永定河文化帶相結合,如拍攝紀錄片《永定河》《京西古村落》《京西古道》等;第二,注重將節日與非遺結合,舉辦特色文化節慶活動,如“靈水舉人文化節”“琉璃文化節”“永定河文化節”等;第三,根據門頭溝非遺與古村落緊密結合的特征,將古村落變為“活”的博物館。千軍臺村與莊戶村兩地間有京西幡會,琉璃渠村有琉璃燒制技藝等,靈水村有秋粥節。另外,中國民俗學發祥地之一的妙峰山廟會是門頭溝地區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非遺樣本,顧頡剛等一大批學者留下了寶貴的史料素材,是講述非遺故事的好材料。門頭溝發揮其地域非遺文化的特點,將古村落、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結合展演,在一定程度上為講好通州非遺故事提供借鑒。

  (二)“運河經驗”

  大運河沿線城市圍繞運河形成了亮麗的非遺景觀,通州、天津、滄州、臨清、聊城、濟寧、淮安、揚州、鎮江、無錫、蘇州、杭州等城市通過依托運河文化形成了上百個國家級非遺項目‍‌‍‍‌‍‌‍‍‍‌‍‍‌‍‍‍‌‍‍‌‍‍‍‌‍‍‍‍‌‍‌‍‌‍‌‍‍‌‍‍‍‍‍‍‍‍‍‌‍‍‌‍‍‌‍‌‍‌‍。[1]講好運河非遺故事,揚州、杭州的優秀經驗可供借鑒。

  揚州作為大運河申遺的牽頭城市,在非遺保護方面注重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和整體性保護相結合,形成了運河城市非遺樣本中的“揚州經驗”。在運河非遺活動上,揚州市走向國際舞臺,如2019年開辦國際運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等。在立法保護上,揚州市在2019年1月實施《揚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建成多級非遺名錄保護體系,打造非遺集中展示區。在非遺故事講述的具體細節上,如深入挖掘一代帝王隋煬帝的傳說,給人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想象空間,達到豐富非遺故事的目的。以此作為啟發,講好通州非遺故事,也應該深入挖掘與北京市、通州區的名人有關的非遺故事。

  通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北端,而作為運河南端城市的杭州,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呈現出另一種特色。杭州市非遺保護工作一直處于全國領先地位,擁有各級非遺項目數量較多,其中國家級非遺項目38項,且多與運河關系密切。杭州建立了全國首家非遺主題文獻館、專題非遺博物館,出臺了《杭州市城市國際化促進條例》。杭州地區依托水鄉的自然資源與歷史文化,杭州推動小城鎮非遺基地建設,打造一批非遺旅游經典景區、民俗文化村,并建設有杭州市非遺旅游經典景區。除了在全國積極推廣非遺之外,杭州還向世界發出了“邀請函”,開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師資培訓班。

  在借鑒“北京經驗”與“運河經驗”發展路徑的基礎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遺保護與傳承必須立足本區域自身的特點,形成獨特的模式,打造城市非遺品牌。

  三“四通”模式:通州非遺故事的新講法

  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肩負建立古今同輝人文城市的重任,其非遺故事亟待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集中突出“通”的特色。本文提出,講好副中心非遺故事,可以運用“四通”模式,即:以“京通”為定位、以“貫通”為維度、以“運通”為視角、以“溝通”為線索。

  (一)以“京通”為定位:串聯通州與北京

  通州作為北京的東大門,是各地通往京師的水陸必經之地,其與北京的門戶依存關系不僅體現在交通地理之中,更在通州非遺故事中有跡可尋。大運河強大的交流運輸功能,使得宮廷的技藝流傳于京津冀各地;清末民初,宮廷精美藝術的制作技藝又散落民間,使得通州的非遺工藝品帶有宮廷的氣息。講好通州非遺故事,應以“京通”為定位,促進通州與北京的聯動與交流。

  通州的花絲鑲嵌制作技藝(國家級)呈現出獨有的宮廷技藝特點,其造型逼真,技術含量極高。自北京建都以來,歷代統治者征調全國的能工巧匠,為宮廷服務。[2]明清時期,宮廷的奢靡生活將花絲鑲嵌技藝推向了頂峰,如今通州幾位傳承人仍堅持的古法花絲鑲嵌工藝制作技藝,都是從宮廷造辦處的老師傅代代傳承下來的。

  不僅花絲鑲嵌工藝展現了宮廷色彩,通州地區的景泰藍、雕漆和玉雕技藝也源自宮廷。民國以后,在北京王府井、燈市口和打磨廠等地,出現了景泰藍作坊,通縣有人進京學藝,藝成返鄉,興辦景泰藍作坊。[3]通州漷縣的靛莊景泰藍制作技藝(區級),工藝精湛,不僅開拓了國內市場,也打入了國際市場。雕漆工藝在元明時期從江南落戶北京,明朝征調大批優秀匠師來京,所生產的雕漆作品供上層使用。[4]清末雕漆藝人流落民間,雕漆技藝才在地方興起。傳承至今天,通州有通州雕漆制作技藝(區級)、雕漆制作技藝(王慧茹)(區級)、雕漆制作技藝(王繼勇)(區級)非遺項目三項。精湛的玉雕工藝也是從宮廷中流傳出來的。清末民初,通州地區知名玉匠李耀在和平門附近開“義珍榮”玉作坊,后又有大批通州人進京學習琢玉。通州玉器制作技藝(區級)所在的臺湖鎮便有了“玉器之鄉”的美譽。

  再如骨雕,據骨雕傳承人陳道清的師父陳國清說,他的師爺安士奎曾給宮廷里的達官貴人制作骨雕。[5]陳道清做學徒時學習象牙雕刻,因為象牙被禁止銷售與出口,所以使用牛骨雕刻?梢姽堑窆に囃瑯芋w現了通州與北京的關系。

  追溯以上非遺項目的淵源,花絲鑲嵌、景泰藍、玉雕、雕漆和骨雕,都與北京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另一個非遺項目“面人湯”面塑卻是生長在通州,最終在北京發揚光大,名聲大噪。這些非遺項目都體現了通州作為北京的門戶,其與北京有著重要的依存關系,也有著割不斷的文脈。

  (二)以“運通”為視角:融合非遺與物遺

  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相伴而生,密不可分。通州非遺與物遺的天然緊密聯系體現在眾多方面,講好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應當充分挖掘非遺故事中所包含的“運通”。

  2014年,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規模最大、線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的人工河道“中國大運河”項目申遺成功。作為大運河的關鍵城市,通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運河古河道、沿岸城鎮、漕運碼頭和倉儲設施等。通州的非遺項目也與大運河息息相關,依賴運河蓬勃發展。

  通州運河船工號子(市級)就是在明清兩代運河進入鼎盛時期的背景下,依靠北運河地理環境而產生的漕船船工的勞動號子。通州運河號子既有雄壯高亢的,又有襯托北運河和緩的水勢而平緩抒情的。如今運河號子失去了傳承的環境,整理、記錄運河號子成為當務之急。通州運河號子整理人常富堯與永順鎮鹽灘村老船工趙慶福老人合作,收錄運河號子的譜調,使運河號子聲重新在通州地區回響。

  大運河的傳說(區級)也與物質文化遺產不可分割。大運河傳說的整理人鄭建山認為,大運河的系列傳說故事承載了通州民眾對大運河的集體記憶。如直接與運河有關的有《銅幫鐵底古運河》《寶塔鎮河妖》等故事。一支塔影認通州,大運河的傳說中有八篇與通州地標性建筑燃燈塔有關的故事,如《通州燃燈塔》《燃燈塔的傳說》《姐妹造塔》等,都與物質文化遺產有關。

  大運河廟會與運河沿岸村鎮存在著密切聯系,張家灣鎮里二泗村便是其中之一。古稱“船到張家灣,舵在里二泗”‍‌‍‍‌‍‌‍‍‍‌‍‍‌‍‍‍‌‍‍‌‍‍‍‌‍‍‍‍‌‍‌‍‌‍‌‍‍‌‍‍‍‍‍‍‍‍‍‌‍‍‌‍‍‌‍‌‍‌‍。通州里二泗小車會(區級)、通州里二泗高蹺會(區級)正是運河孕育而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據記載,“里二泗河神祠四月四日有廟會……遠近游人年必萬人攢動,紅男綠女,少長成集。”[6]可以想象幾百年前里二泗廟會的盛景,如今每年元宵節前后,里二泗佑民觀仍有廟會活動。

  大運河沿岸信仰習俗與運河存在著天然緊密的聯系。大運河沿線諸多信仰習俗也與水運、漕運相關,如媽祖信仰習俗、倉神信仰習俗,以及與橋梁水閘等水利工程建設有關的魯班信仰。在史料中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漕運總督張瑄指揮船隊逆水而上,貨物要經里二泗運到北京。為了保障運河漕運暢通,遂在廟內供奉了“天妃神像”,后又改“天妃宮”為“佑民觀”。[7]同時運河沿線有著許多龍王廟或小神廟,通州城中原來有天后宮?梢,漕運的興起為通州地區帶來了諸多民間信仰習俗。

  通州受運河文化的滋養,在其區域內產生了內涵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形式多樣的物質文化遺產。它們在通州這片土地上通過運河聯系起來,有著極其密切、不可分割的關系。它們互相交織承載著通州地區的文化,共同反映著通州人民的才干與智慧,體現通州文化的多樣性。講好通州非遺故事要以“運通”為視角,充分挖掘運河在非遺傳承發展中所起的巨大功能和傳播作用,將通州的非遺與物遺串聯起來,使得古老的非遺“活”起來。

  (三)以“貫通”為維度:連結地域與歷史

  講好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更要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放在大的歷史和地理背景之下考察。上百年來,運河上千檣萬艘,輻輳云集,南方的貢物、物資、糧食被源源不斷運到北方,大運河成為聯系南北方文化的紐帶。講好通州非遺故事,必須充分了解通州非遺所產生的歷史與地域背景,將通州非遺發展歷程的時間與空間“貫通”起來思考。

  通州運河龍燈會(市級)的發展壯大歸功于運河強大的交流傳播功能。在龍燈的細節之處就可以尋到文化交織融合的影子,運河龍燈通體呈藍色,寓水底祥龍之意。藍色的龍在北京地區極為少見,而在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區卻有一定的分布,這是因為大運河把南方地區的文化、習俗帶入北方,并在通州深深植根而形成的?梢,通州運河龍燈融會了南北龍燈的特點,形成其獨特的風格。

  再如通州運河船工號子,其特點是“水穩號兒不急,詞兒帶通州味兒,北調含南腔,閑號獨一份兒”,所謂“北調含南腔”,是指通州的運河號子和南方的民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含有南方民歌《茉莉花》的音調。而“閑號獨一份”則體現北運河的地域特點。唱“閑號”的現象在運河號子中極為罕見,而北運河水勢平穩,沒有急流險灘,在船到碼頭尚未卸船的間隙,領號人有精力、有心情和船上岸上的人交流才唱“閑號”,這反映了北運河的水文特點。

  地域的相通還表現在“面人湯”面塑上。運河在“面人湯”面塑的形成與發展中起到功不可沒的作用,運河因其強大的交流傳播功能使得“面人湯”面塑在通州生根發芽,最終長成參天大樹。在光緒末年,北京地區最有名的面人師傅是沿運河北上的曹縣藝人。湯子博正是被曹縣面人所吸引而著迷于面塑藝術,在創作中不斷改進,最終成為一代聲譽貫京華的面塑大師。在學習面塑的經歷中,湯子博不僅游覽京城,還游歷天津、內蒙古、河北、山西、遼寧、山東,邊采風邊創作,將北國石窟、廟宇的雕塑藝術不斷融入進來,才使得面塑藝術最終登堂入室。[8]

  此外,體現地域間聯動、交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勝枚舉。運河通過其強大的交流傳播功能將南方工匠和優秀技藝運輸到北京,才有的花絲鑲嵌制作技藝;運河把途經地的食材、人員、工藝運輸到北方,才誕生了廣受歡迎的“通州三寶”——大順齋糖火燒制作技藝(市級)、小樓燒鲇魚制作技藝(區級)、仙源腐乳制作技藝(區級)(仙源腐乳原名萬通醬豆腐),也有了從山東煎餅改良而來、更加適應運河潮濕氣候的通州饹馇饸(區級)食用習俗。

  可見,通州非遺有著自己獨特的時間尺度和空間運行軌跡,在通州這片肥沃的土壤上生根發芽,最后開花結果。通州非遺是通州人民世代相承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是最古老也是最鮮活的文化歷史傳統,富含鮮明的地域特色,是通州城市的名片。講好通州的非遺故事就要以“貫通”為維度,明確非遺故事中的時間尺度、空間軌跡,以及其所包含的地方名片生成關系。

  (四)以“溝通”為線索:對話階層與人群

  通州非遺凝聚著通州人民深層次的文化基因,是通州人民的生命記憶、是通州人民創造力的精神源泉、是通州人民智慧的結晶、是通州人民永恒的精神家園。講好通州的非遺故事,應當充分挖掘非遺故事中所包含的“溝通”。

  通州非遺與形形色色的階層和人群有關,有著宮廷與百姓、漢族與少數民族、文人與市井的影子;而在非遺的傳承與發展之中,也有著師徒、父子代代相傳的歷史印記;在非遺的傳播與展演中,有著專家、學者、愛好者的關注,也有著市民大眾甚至外國友人的市場?梢,不同的身份的人群與階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空交錯中不斷對話、交流。

  在大運河的運輸交通作用下,通州地區匯聚了不同的民族,產生了各式風味的小吃,構成了通州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通州三寶”就是重要代表之一。大順齋始創于明崇禎十年(1637年),回民劉大順隨運糧船從南京北上至通州并落戶。幾百年間,“大順齋”創出多種獨具特色的清真糕點。而1918年,祖居通州的回民資本家馬兆豐獨資創辦“萬通醬園”,生產經營各種醬菜,主要產品是“仙源腐乳”。小樓原字號“義和軒”,是由回民李氏兄弟合伙經營的,最初以肉餅而聞名,燒鲇魚上市后成為小樓的招牌菜。追溯“通州三寶”的歷史,“通州三寶”的創始人均是回民同胞,他們代表著通州地區清真飲食文化,體現了通州非遺的民族多樣性。

  文人墨客也在通州非遺文化上也占一席之地。曹雪芹不僅是世界名著《紅樓夢》的作者,更是風箏觀賞家和制作家,他對風箏的扎、糊、繪、放四藝十分精通。其著作《南鷂北鳶考工志》被發現,風箏制作的部分被抄錄保存,成為老北京曹氏風箏制作技藝的方法。通州永樂店鎮臨溝屯村的風箏制作技藝(區級)從曹氏風箏發展而來,其風箏制作質量上乘、形態各異、栩栩如生。

  市井文化也能在很大程度得到展現。通州毛猴制作技藝(區級)就是市井文化的代表之一,用辛荑和蟬蛻制作的毛猴惟妙惟肖、神采奕奕,受到老北京民眾的熱愛。通州大風車(市級)廣受人們歡迎,其不僅在香港回歸時得以展示,更遠銷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并在新西蘭的亞洲藝術節得到外國友人的關注‍‌‍‍‌‍‌‍‍‍‌‍‍‌‍‍‍‌‍‍‌‍‍‍‌‍‍‍‍‌‍‌‍‌‍‌‍‍‌‍‍‍‍‍‍‍‍‍‌‍‍‌‍‍‌‍‌‍‌‍。大風車的傳承人梁俊工藝精湛,被稱為“風箏大王”,享譽世界。正是通州的文化土壤,滋養了通州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通州非遺是通州地區世代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精神財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結晶。傳承人是非遺的繼承者,市民是非遺的消費者和受益者,政府部門是非遺保護主導者和推動者,均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講好副中心的非遺故事要以“溝通”為線索,尋找通州非遺故事中不同階層、人群與非遺之間的聯系。

  四“四通”模式對講好副中心非遺故事的現實意義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下,運河流通、物資運通、人員溝通、技藝精通,形成了開放包容的非遺文化。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遺故事在貫通古今的大背景下,展現出了宮廷、官僚、百姓與手工業者的復雜聯系,南北方物質生產與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歷史遺跡與傳統藝術融會貫通,人文精神與民間信仰共塑城市風貌的歷史畫卷。通過“四通”模式講好非遺故事,活化文化遺產,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遺保護提供了新思路,是加快構建運河非遺傳承景觀范例的有益嘗試。

  第一,有利于形成獨特的城市文化景觀,為副中心的非遺保護及傳承提供新思路。以“四通”模式講好非遺故事,借助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現代民眾對話,以運河作為歷史傳承與現代對接的空間,充分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交相輝映的特點,使得明清以來副中心地區的民間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現,有利于形成獨特的城市文化景觀。運河既是水脈、是文脈,更是一個城市的血脈,“四通”視野下的非遺故事,是副中心城市文化的網絡構架,也將成為副中心文化的金名片之一。講好副中心非遺故事,有利于保護并利用好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構筑全面覆蓋、亙古及今的歷史文化傳承體系,為公眾提供高質量文化交流場所,增強文化創新驅動力,充分展現副中心文化底蘊和獨特魅力,加大非遺的宣傳力度和影響力,為非遺保護及傳承提供新思路。

  第二,有利于形成通州大運河非遺保護與傳承新模式,嘗試構建大運河非遺保護與傳承景觀范例。中國大運河是以人類創造的大型水利水運設施為主體的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通州段是這份完美又獨特遺產的重要部分。作為活態的、線性的和依然在發展變化著的特殊的文化遺產廊道,副中心不僅留下了異常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也留下了內涵深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運河兩岸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創造的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對不同歷史時期科技發展水平、人類創造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原生態的保存和反映,是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文化資源。立足于大運河北端的通州,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為契機,以大運河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四通”模式為景觀范例,推動了大運河遺產保護與利用,全面展示大運河文化魅力。將副中心新模式普及到大運河沿線地區,進而為大運河沿線其他地區的非遺保護與傳承提供新借鑒、新思路、新范式。

  第三,有利于開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并在此基礎上開展北京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和北京全國中心文化建設。以“四通”模式講好非遺故事,是《北京市“十三五”時期加強全國文化中心建設規劃》《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面)2016年—2035年》《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等文件文化建設要求的體現。北京城市副中心地處“三大文化帶”之一的“大運河文化帶”,應深入挖掘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價值,講好文化遺產背后的故事,活化文化遺產,展現古都北京的歷史文化風貌和獨特城市魅力。立足于講好副中心的非遺故事,進而講好北京故事、中國故事,傳播古都歷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展示首都文化魅力和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提升北京的國際形象,推進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建設、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全國文化中心建設,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做出貢獻。

  注釋:

  [1]白碩:《大運河沿岸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問題與對策”》,《人口與社會》2016年第6期。

  [2]北京市通州區文化委員會、北京市通州區文化館編:《不能隔斷的記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3]北京市通州區文化委員會編:《薈萃民間: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錄》,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6年,第878頁。

  [4]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北京漢聲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編:《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圖典》,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8年,第400-401頁。

  [5]北京市通州區文化委員會編:《薈萃民間: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錄》,第855頁。

  [6]北京市通州區文化委員會編:《薈萃民間: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錄》,第855頁。

  作者:常然孫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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